欲不可纵强

　　“欲不可纵”是我国古代房中养生学的重要内容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人的性行为不可放纵，要加以节制。这个观点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性观念，科学地指导夫妻间的性活动，都具有积极的意义。 　　

　　 众所周知，从秦王朝开始至满清帝国的灭亡，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，乃至解放之前，淫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始终契在；社会的上层，以历代帝王为代表实行无限制的多妻制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而美其名曰：“重国广继嗣”，实际是贪图淫乐；在社会的下层，则娼妓盛行，给整个社会文明时罩上了一层阴影。针对这种社会的腐败风俗，我国古代的房中家、养生家、医学家，以及道家都主张房事不可放纵，要节制，并代代相承，屡有发展，成为我国古代房中养生的重要法则。为着把问题说清楚，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叙述，即纵欲的含义；淫风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现象；历代房中养生家对欲不可纵的见解，纵欲的危害及其病理机制；怎样才能达到节欲，即节制性生活的基本措施。 　　

　　 关于纵欲的认识。有节制的房事生活，有益于男女的身心健康，这是众所公认的；而纵情色欲，轻则致病，重则损寿，亦为事实所证明。但关于纵欲的解释并无确定的含义。古人认为合男女必有一定的法则，凡违悖房事节度，超越自身的身体与心理条件，贪求淫乐者，即为纵欲，例如婚外的乱伦，无疑是纵欲的范畴。最显著的表现，就是性行为过于频繁。我国古代房中养生家、医家出于固护精液，以养生延年的宗旨，对男女交合的频度都曾有过规定。《玉房秘诀》写道：“人有强弱，年有老壮，各随气力，不欲强快，强快即有所损。故男子十五盛者，可一日再施；瘦者一日一施；年二十盛者，日再施，嬴者一日一施；年三十盛者，可一日一施，劣者二日一施；四十盛者三日一施，虚者四日一施；五十盛者五日一施，虚者十日一施；六十盛者十日一施，虚者二十日一施；七十盛者三十日一施，虚者不泻”。意思是访问，欠的身体有强弱之分，年岁有老少之别，应根据各自的身体条件，而决定行房的次数。一般来说，不应该贪图淫佚，强行的追求就会带来损害。所以男子十五岁，身体强壮的，可一日泄两次，虚弱的一日一次；二十岁，身体健康的，一日泄　两次，虚弱的一日一次；三十岁，身体壮实的，可一日泄一次，身体不好的，四日泄一次；四十岁身体好的；三日泄一次差的四日一次；五十岁，身体好的可以五天泄一次，差的可以十日一次；六十岁身体健康的，十天泄一次，虚弱的二十天泄一次；七十岁身体好的三十天泄一次，虚弱的就不要泄精了。按照人的生长发育过程，以年龄为标准，以身体强弱为依据。而决定行施施泄的频度，是可取的。《千金要方．卷二十七．房中补益》云：“人年二十者，四日一泄，年三十者，八日一泄；年四十者，十六日一泄；年五十者二十一日一泄；年六十者，闭精勿泄。若体力犹壮者，一月一泄。”孙氏的主张较为保守，而且仅以年岁为根据，可信的成分少。《医心方．施泻篇》写道：“年二十常二日一施，三十三日一施，四十四日一泄，五十五日一泄，年过六十以去，勿复施泄。”完全按照年龄的变化，而规定交合的频度，似属呆板，其态度更为谨慎。由上可以看出，古人对于同房施泄频度，认为应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，在不同的年龄层次，标准是不相同的；而其差别的依据，就是体质强与弱、阳气盛与衰。此外，还要考虑到季节的差异。《医心方．卷二十八．房内》引《养生要集》云：“春三日一施精，夏及秋天一月再施精，冬令闭精勿施。夫天道冬藏其阳，人能法之，故能长生，冬一施当春百。”意思是说，春天三天泄精一次，夏季与秋季一月泄两次精，冬季就要固守精关，不要施泄了。自然界的规律是冬季使阳气深藏，人能够效法它，就能长寿，冬天泄一次精等于春季泄一百次。 　　如前所述，古人对行房施泄频度的规定，完全立意于房中养生，现今仍的参考意义，尤其是《玉房秘诀》的规定，更有实际价值。如果从施泄频度分析，在不同的年龄层次，不顾体质条件，超越正常的施泄频度，而行房过多的，均可视为纵欲，狭义的理解，凡贪色者谓之淫，婚外的两性乱伦，无疑是纵欲的表现。 　　

　　 有趣的是，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，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不仅与医学、养生学共体联枝，而且渗透到政治、哲学、礼仪、文学等形态与观念中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淫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初民社会就已经契在。我国先秦时期，由于性规范不那么严谨，淫风还多少带有一点恋爱的色彩。而自秦统一中国后，淫乱就变成赤裸裸的纵欲。历代帝王都盛行多妻纵欲，并且作为一种制度沿袭下来，兹举其较典型数例：“汉法常因八月算人，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，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，年十三以上，二十以下，姿色端丽合法相者，载还后宫，择视可否，乃用登御。”（《后汉书．后纪>)隋炀帝“密诏江淮诸郡，阅视民音童女姿质端丽者，每岁贡之．"(隋书．炀帝纪》）王莽则“遣散大夫、谒者各四十五人，分行天下，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。”（《汉书．王莽传》）晋武帝“博选良家以充后宫，先下书禁天下嫁娶，使宦者使使车，给驺骑，驰传州郡。……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。”（《晋书．武元杨皇后传》）汉桓帝“多内幸，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。“（《后汉书．桓帝邓皇后纪》）唐玄宗开元、天宝年间“宫嫔大率至四万”。甚至多妻纵欲还不够，还要乱伦。历代帝王风流艳事不乏其例。清人史梦兰曾有诗云：“宋史高标道学名，风流天子却多情，安安唐与师师李，尽得承恩入禁城。”（《朱文公文集．卷八十五》）宋徽宗之暗通妓女李师师，是历史上著名的帝王艳事之一；宋理宗也在1253年元夕“呼妓入禁中。有唐安安者，歌色绝伦，帝爱幸之。”（《东城杂记》）至了明代中后期，明代帝王的滥淫，代不乏人，一代超过一代，花样百出。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，就有方士胡僧以献房中行乐的秘方获贵。《万历野获编．卷二十一》载：“嘉靖年间，诸妄幸进方最多，其秘者不可知，相传至今者，若邵、陶则用红铅……然在世宗中年，始饵此及他热剂，以发阳气，名曰长生，不过供秘戎耳。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，循用此等药物，致损圣体，阳物昼夜不休，遂不能视趄。“这位穆宗阳寿仅36岁。服食丹石热剂，助发阳物，纵欲行乐，自秦始习已成癖，唐孙思邈大声疾呼禁服此类热药，但有禁不止，至明皇达其高潮，这是历代帝王纵欲又一个方面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臣僚仿效者无疑，就不少文人学士也加入了这个行列。蓄养侍妾姬人亦不甘人后。唐代韩愈是“道统”自命之人，况且36岁时已经“两视茫茫，白发苍苍，而牙齿动摇“的衰病夫子，家里也有绛桃、柳枝，皆善歌舞。白居易曾写了《上阳白发人》这样“悯怨旷也“的诗篇，且又甚爱其妻，家里也有歌伎樊素、小蛮等多人。韩、白不是风流才子，况且如此，其他就不言而喻了。明代文人学士的风流艳事更是屡见不鲜。当时的江南名士、戏曲家何元朗在宴客时，脱下妓女的绣鞋行酒，而被目为文坛泰斗的王士贞居然“作长歌经纪之“。就是连大名鼎鼎的被誉为“东方莎士比亚“的戏曲大师汤显祖，得知屠隆患恶病（性病）时，亦定诗以“情寄之疡“。淫风之剧，社会风气之败落，由此可见一斑，从上层阶级家中蓄养侍妾至娼妓的出现，并无一条鸿沟。据史书载，娼妓的出现，可能始于汉。据传汉武帝为了收买军心，始置营妓，以侍军士之无妻室者“（《汉武外史》）。从唐代起，有官妓和家妓。官妓以歌舞为业，或专为官员们宴会助兴。唐代士人与歌妓相恋者极多，其中也有发生性关系的，多半是才子佳人互相倾慕的结果，与一般妓女与嫖客的关系有所不同。到了宋代，官妓和家妓皆极盛行，官僚、士人与官妓的关系已不限于诗酒应酬，发生性关系者大有人在。至明代，以嬴利为目的的妓院日渐兴盛。娼妓的出现使人们的性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，给纵欲者提供了条件，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。 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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